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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奪權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緣何被定名為革命委員會
                        來源:《黨史博覽》2017年第9期  作者:曹春榮  點擊次數:3083
                                                                               一

                             51年前,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其政治目標是要奪回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竊取的領導權,防止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復辟。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經毛澤東修改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了要“奪取”在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同時“清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任務。在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更加明確提出:“要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里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社論根據毛澤東的設想,宣告“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這年1月,毛澤東還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的口號,從而揭開了“文革”奪權階段的序幕。

                              奪權后的“新生革命政權”即臨時權力機構,叫什么名稱好,一開始并沒有明確的統一規定。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上海“一月革命”產生的臨時權力機構名稱的更改。

                             1967年1月4日、5日,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先后奪權,分別發表了奪權宣言和不再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的聲明,開全國全面奪權之先河。經過一個月“奪權”與“反奪權”的斗爭,2月5日,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奪權斗爭的產物——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形成符合“文革”需要的權力機構。

                              上海“新生革命政權”取“上海人民公社”這么一個名稱,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這是張春橋欲投毛澤東所好。因為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講過“人民公社好”,更何況幾個月前他還說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可是,毛澤東并沒有領這個情,而另有所慮。在他看來,如果各省、市、自治區都學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么?國號改不改呢?如果國號或中央政府改稱“中華人民公社”,那國家主席就叫“公社主任”或“社長”了。國號一改,還要發生外國重新承認的問題。因而,他考慮各地奪權后的新權力機構還是叫革命委員會。2月12日,毛澤東電召張春橋、姚文元進京,當面將這番話告訴了他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經過“和群眾商量”,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同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貴州省臨時權力機構——毛澤東思想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新聞稿上的批語,也同樣規定奪權后的臨時權力機構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與貴州的例子相近的,還有遲于上海和貴州奪權的黑龍江省。該省于1967年1月31日宣布成立的全省臨時權力機構,取了“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的名稱,也是后來才改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的。

                              1967年二三月間,毛澤東對上述問題做了更具體、系統的闡述。他強調:“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這樣,全國各地奪權后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就統一以“革命委員會”命名。一些小單位則循例降格叫“革命領導小組”。

                                                                      二

                              為什么毛澤東會選擇“革命委員會”作為“文革”奪權后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的名稱呢?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從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他對奪權的看法入手。

                             眾所周知,出于對中國共產黨人能否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憂慮,毛澤東希望通過“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黨和國家及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陰暗面,把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到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中。他認為,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場“觸及靈魂”的“思想大革命”。由此,他理所當然地肯定上海兩報奪權的行動,稱“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毛澤東既然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較量,把“奪權”看作是無產階級重新爭奪領導權的“大革命”,他就自然而然地要聯想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內的民主革命;并且從國際共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毛澤東統籌指揮的民主革命的歷程與經驗中,去吸取營養。這樣,他選擇“革命委員會”做奪權后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的名稱也就順理成章了。

                                “革命委員會”是國際上通用的一個名稱,一般系指一個先進階級或進步集團起來推翻反動階級或落后集團的統治后,建立的臨時政權機構。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代表先進的無產階級推翻反動的資產階級后建立的權力機構,就不妨依國際慣例稱為革命委員會。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切在暴動時期的地方和紅軍新占領的地方”所建立的臨時政權機關,也都被冠名為革命委員會。這一事實,不僅屢見于蘇區各地,而且被1933年12月12日,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簽署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所規定(詳見該法第六章“臨時地方政權機關——革命委員會”)。

                              “文化大革命”的奪權斗爭,有許多地方與土地革命的暴動斗爭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兩者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奪權的主體是“革命造反派”“革命群眾組織”,土地革命暴動的主力也是以“造反”相號召的農民暴動隊及革命群眾團體。兩者又都或先或后地要以軍隊或地方武裝為后盾。“文化大革命”奪權階段的軍隊介入、軍事管制,猶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些“過去沒有相當革命群眾團體的組織與工作的地方”,需要由紅軍或游擊部隊出面組織地方臨時政權機關一樣,具有同樣的意義。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奪權后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的名稱,也就容易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經過暴動或紅軍占領而建立的臨時政權機關,一脈相承地定名為“革命委員會”。

                             當然,事情并不止于此。如果我們忽略了毛澤東對“革命委員會”這一臨時權力機構的質的規定(或者說希望),以上推論也許還難以確立,而且易被視為附會之談。

                                                                  三

                             毛澤東曾說:“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系群眾的領導班子。”拿這些內在要求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委員會相比,我們會感到后者被毛澤東視為通過“文化大革命”奪權產生的新的權力機構的借鑒,甚而楷模。因為: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經過暴動或紅軍占領而建立的革命委員會,實行了高度的民主制。在“先有群眾團體的組織與工作而后暴動起來的地方”,各級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方式基本上分為兩種:一種是基層革命委員會,即市(系鄉鎮級市)或鄉的革命委員會,由基層革命群眾團體選派代表組織之。一種是區以上乃至省革命委員會,由本級革命委員會選派的代表,與上一級革命群眾團體的代表共同組織之。這樣通過群眾直接選派和上下結合方式建立的政權機構,體現了當時條件下最廣泛的民主,也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內容。即便“在紅軍或游擊部隊新占領而過去沒有相當革命群眾團體的組織與工作的地方”,雖然各級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方式,主要由在當地工作的紅軍或游擊部隊的政治機關指定委員名單并委任之,但仍須召集當地的工農貧民群眾開會,提出報告。如當地附近不遠有上級蘇維埃或革命委員會,還須報告他們加以委任。一生致力于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確立與運用,后來又倡導“大民主”的毛澤東,當然對這種政權產生方式記憶猶新,充滿熱情。

                               當年的革命委員會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蘇維埃政府,其成員構成正體現了“革命的三結合”原則,即由革命干部(各級權力機關工作人員)、群眾團體(工會、農會、青年團、婦女會等)和紅軍或游擊部隊的代表,共同組成。

                              當年的革命委員會及蘇維埃政府,都實行一元化領導,以至以黨代政、黨政合一。一般而言,也都做到了精兵簡政、勤政廉潔,與人民群眾尤其是工農勞苦大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且形成了寶貴的革命傳統。盡管它們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弊端,然而,毛澤東既已覺得權力分散不妥,還是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就不會不重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革命委員會的經驗,并且予以新的運用。

                              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認為,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中奪權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定名為“革命委員會”,源自土地革命戰爭。它既反映了中國革命不同階段的某種歷史聯系,也體現了毛澤東對中國早期紅色政權及其建設經驗的一往情深,對無產階級政權建設的良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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