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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于利用報刊開展工作的陳云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3期  作者:張伊麗  點擊次數:2764
                              新聞出版是重要的武器和工具,黨的報刊則是黨和人民的喉舌。陳云指出,報刊既是宣傳者,又是組織者,我們要充分發揮它的宣傳作用和組織作用。陳云與報刊的結緣,始于在商務印書館做學徒時期。此后,陳云對報刊的關懷與支持伴隨著他各個時期的工作重點,在歷史的卷頁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跡:在江蘇、中央蘇區等地,他指導辦報發行,擴大報刊政治宣傳作用;在延安、解放區,他深入實踐,為報刊撰文指導工作;在財經工作上,他細致讀報讀刊敏銳搜集情報,扭轉經濟頹勢;在晚年,他退居二線仍不忘讀報讀刊關心國事。

                        ■根據形勢  指導辦報■

                              1919年,14歲的陳云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也正是在這里,陳云與報刊結下了深厚的情緣。后來,根據中共中央的委派,陳云曾輾轉于江浙滬,受命于中央蘇區、延安等地,轉戰于東北……在這些紅色熱土上,陳云積累了辦報辦刊的珍貴經驗。


                        巡視江蘇:指導發行《紅旗日報》
                              1929年六七月間,陳云任中共江蘇省委滬寧巡視員。此后,陳云曾相繼擔任江蘇省委委員,上海法南區區委書記,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等職。1930年8月15日創刊于上海的《紅旗日報》,自第162期開始成為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報。深諳黨報在政治宣傳及組織群眾上的重要性的陳云,給予《紅旗日報》特別關注。
                              當陳云巡視江南等地時,尤其注重江蘇各縣的黨報發行路線,并專門對《紅旗日報》發行情況進行了調查。他發現“江南省委各級黨部,過去對于《紅旗日報》的工作注意極不充分,在集中有三十萬產業工人的上海,《紅旗日報》的銷數不過二千,工人通訊員不過八十人,上海以外更是寥寥無幾。特別是沒有將《紅旗日報》工作放到支部中去,沒有經過黨團作用,尤其是工會黨團的作用”。1930年8月18日,陳云出席中共上海各區委、各產委黨團書記聯席會議。他在會議討論工人罷工問題時說:要注意擴大政治宣傳,努力推銷《紅旗日報》。
                               10月初,陳云任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上海工作委員會委員。在出席中共江南省委擴大會議時,陳云指出:黨報不僅是政治宣傳工具,也是群眾的組織者,應建立全省黨報發行網和通訊網。
                              10月下旬,陳云為中共江南省委起草《江南省委擴大會議關于紅旗日報工作大綱的決議》。《決議》對建立黨報發行網、通訊網工作作了如下規定:(一)每個工廠建立報紙代派處,在工人聚居的工廠建立工房代派處,學校、機關、街道都要建立各自的代派處。(二)在上海建立報紙總發行部,在各重要城市和地方設發行分部。必要時,小報可以送閱和張貼。(三)在工廠、農村、兵營、學校、勞苦群眾集聚之地,上海的中心產業,無錫、南通、杭州、蕪湖、寧波、蘇州、安慶以及上海各區設日報的采訪員。《決議》發出后,黨報發行網、通訊網的建立工作在江蘇有了迅速發展。到1932年底,全省自上而下獨立的發行網、通訊網基本形成。

                              陳云這種依靠群眾進行黨務宣傳的思想是極富遠見和指導意義的。1934年以前,中共上海市各區委的發行工作,一般是由一個交通分送全區各個支部。1934年4月,中央組織部要求各區委按照全區支部的多少與距離來建立幾個區發行站,大約以鄰近的三個支部建立一個發行站。發行站均設在可靠的工廠支部同志的家中,保持絕對秘密。負責發行站工作的同志基本上不再擔任其他工作。至此,黨報發行堅持走群眾路線,面向群眾發行,建立群眾的讀報小組和發行網,發展代派處,發動群眾的護報運動。


                        受命蘇區:恢復發行《蘇區工人》報
                              1932年3月,陳云被任命為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以后,更是對總工會宣傳部的工作和機關刊物的出版發行給予了較多關注。陳云要求在領導工人運動時,一定要把宣傳品發到工人中去,要求宣傳部的報紙編輯委員會要有專人負責。

                              在這一時期,陳云同劉少奇一起著重參與了《蘇區工人》報的宣傳發行。《蘇區工人》報作為當年中央蘇區的第一份工農報刊,主要用來指導中央蘇區和各革命根據地的工人運動。


                        轉戰東北:一手拿槍,一手拿筆
                              1945年8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云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20天后,陳云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受命奔赴東北戰場。1946年,陳云在遼東分局任書記兼軍區政委,與司令員蕭勁光一起領導堅持遼東根據地的艱苦斗爭。在當時,《遼東日報》作為中共遼東分局機關報,于1947年7月由《安東日報》《遼寧日報》合并創辦。為了密切配合當地的工作開展,陳云為《遼東日報》確定了“軍事宣傳和土地改革”的宣傳重點;制定了“全黨辦報,大家寫稿”的辦報方針,并將辦報工作形象地描述為“一手拿槍,一手拿筆”。

                              在《遼東日報》創辦前后,面對硬件設施的欠缺,陳云有針對性地進行縝密安排,確保宣傳工作的順利開展。第一,四線合一,層層傳遞。陳云通過調派記者攜帶電臺前往前線—用電話向縣委提供消息—張貼報紙宣傳于群眾—匯編參考消息送分局和軍區。第二,確定重點,深入報道。《遼東日報》創辦后,陳云及時指示軍區組織前線記者團趕赴戰地和土改“前線”進行采訪。第三,高瞻遠矚,培養新人。陳云任命資深記者韓川當記者團團長,由他負責培養年輕的新聞工作者。這批青年記者陸續發回大量報道和通訊,大大充實了報紙的版面。第四,召開會議,指導工作。通過定期召開報社會議,陳云一方面聽取采訪匯報,解決前線記者團的采訪困難;另一方面傳達中央精神,指導宣傳工作。第五,動員全員,積極撰稿。陳云不僅以身作則,而且在1947年3月召開的有千人參加的遼寧省委群眾工作會議上,號召黨政軍各級干部都要重視和利用報紙和通訊社這個有力的工具。他強調,誰不懂得運用這一先進的工具,誰就會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工作中落后。


                        新時期:體察讀者,提出建議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對報刊工作提出幾條建議。首先,文章應該有個提要,讓人對其內容一目了然。“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今年大災之年獲得大豐收的消息,標題很好,但是沒有提要。如果把主要內容提出來,讓人一看提要就知道主要內容,就好了。”其次,文章應該有小標題,層次分明。“文內插小標題,分一、二、三,做好編輯工作,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報紙是給各方面的人看的,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看的,但是許多領導同志沒有多少時間看報紙。報紙要改進,要爭取他們看,要爭取更多的人看,這很重要。”最后,文章應該短小精悍。“文章越長,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應當多寫點‘豆腐塊’文章。”

                        ■抓住重點  精心寫稿■

                             1928年,中共中央黨報的編者曾經撰文指出:中央不可能對每一個問題都發通告,對于臨時發生的事變只能在黨的中央機關報上拿出自己的意見。1931年初,中共中央為加強對實際工作的指導,下達一個通知,決定改變以往的指導方式,“變過去發表極長的分析政治的通告的方式,而以黨報的社論為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的分析與策略的指導……全體同志應根據黨報的分析與指導來討論工作,且必須糾正過去依賴和等待通告的習慣”。這個通知清晰地告訴人們,中共中央黨報的每一篇社論都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思想,對實際工作具有毋庸置疑的指導作用,而且黨內全體同志都應養成一個習慣,即用黨報來指導工作。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黨報社論幾乎等同于黨的文件。這種辦報思想在中共黨報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此時,陳云作為到高級領導機關工作不久的年輕人,經過幾年的鍛煉,也積極撰寫文章,發表見解。


                        在蘇區:深入調查,以文糾“左”
                              在中央蘇區,陳云通過深入調查,很快發現當地各業中普遍存在機械執行《勞動法》的教條主義,發現工會在開展經濟斗爭中存在“左”的做法和要求。為此,他先后撰寫了多篇文章,發表在《斗爭》和《蘇區工人》報上,表明自己的意見。
                              陳云在《蘇區工人》報上發表了《在糾正工人經濟斗爭“左”的傾向中我們所作的錯誤》,客觀地反映蘇區職工運動,交流工作經驗,指導與推動蘇區工人運動的發展。在《斗爭》上發表了《關于蘇區工人的經濟斗爭》,文章寫道:“在領導工人的經濟斗爭中,還存在著另一種極端危險的‘左’的錯誤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只看到行業的狹小的經濟利益,妨礙了發展蘇區經濟、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根本利益。”為進一步認清問題的根源,尋求切實解決問題的方法,陳云還身體力行前往福建汀州進行京果業調查,重新訂立勞動合同,最終促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勞動法》作出修改,重新頒布。

                              據統計,自1933年4月至9月,陳云筆耕不輟,在《斗爭》上發表10篇文章,涉及工會工作、領導方式、職工運動等諸多方面,為糾正蘇區工作中的錯誤,指導蘇區工作的開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延安:剖析典型,整頓黨紀
                              1937年,陳云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開始領導黨的組織工作。按照黨中央的要求,為最大程度地補充新生力量,陳云主持起草了《中央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此后,在中共中央及以陳云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直接領導和推動下,各地黨的組織和黨員隊伍得到迅速發展。但是,隨著黨員隊伍的壯大,黨員的成分和思想問題也相繼突顯,特別是“劉力功問題”的出現,使陳云對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保持黨員隊伍的純潔性,進行了深入思考。
                        劉力功,延安的一個知識分子,1938年入黨,曾分別在抗日軍政大學和中央黨校學習。當組織安排他去基層鍛煉時,他不服從安排,堅持要進馬列學院或回原籍工作,還以退黨相威脅。組織上多次找他談話并耐心進行說服教育,他卻依然拒絕執行黨的決定。最終,中央黨務委員會開除了他的黨籍,并向全黨公布。
                              圍繞“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黨籍”的問題,陳云組織延安各機關、學校開展了一場討論,并在1939年5月23日寫了《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的文章發表在《解放》第72期上。在文章中,陳云通過剖析這個典型事例,論述了共產黨員要加強黨性鍛煉,特別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極端重要性,由此引發延安機關和學校的極大震動。“干部學生紛紛從劉力功事件中檢查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檢查是否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黨的紀律。”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學生,主動撤回請求;一些分配工作還未到崗的干部,立即打起背包出發。延安一時出現了“三多三少”的現象: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區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一個遵紀守法、團結奮進的氣氛悄然興起。
                              5月30日,陳云在《解放》第73期上發表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提出了黨員的六條標準:第一,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撓地執行決議;第五,做群眾的模范;第六,學習。這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對黨員標準的完整概括,對黨員隊伍的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1943年又被中央列入22篇全黨必讀的整風文獻。文章所提的六條標準,一直成為廣大干部、黨員在整風中自我檢查、自我批評、自我教育的重要依據。


                        在東北:接收企業,提供經驗

                              陳云主持東北財經工作前,1948年二三月間,東北解放區財經工作方面發生過兩件大事:一是鶴崗煤礦在發動工人中產生不適當的打擊職員的“左”的錯誤;二是3月物價暴漲及由此而來的工人實際工資降低,工人情緒不安,公營企業發生因商品售價太低而賠本現象。從敵偽手中接收過來成為國營或公營的企業,是東北解放區企業的主要部分,而正確對待新接收企業中的職員,是解決企業管理問題,使城市經濟活動正常運轉的關鍵環節。
                        陳云主持財經工作后,在東北局6、7兩個月集中研究財經工作的情況下,對新接收企業中的職員問題和物價問題進行分析并籌謀對策。在調查中,陳云發現,以鶴崗煤礦為代表的“左”的錯誤,在雞西和西安煤礦以及鐵路的個別區段都發生過。他認為:“主要原因是對職員特別是對行政管理人員的作用估計不足。這是一切新接收企業中帶普遍性的問題。”此后,陳云在東北局會議上提出:國營企業中對待職員的政策具有政治意義,我們應該制定一個如何對待國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文件。
                              不久,陳云為東北局起草了《關于公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并由東北局上報中共中央。7月9日,中共中央將此決定另加按語由新華社公開發表。8月1日,《關于公營企業中職員問題的決定》在《東北日報》上公開發表,7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決定》就處理工人和職員之間的問題,明確了工人與職員的矛盾根源,即“實質上是日寇、官僚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確定了“首先發動工人,同時又團結改造職員”的指導方針,提出了五條具體的政策界限,強調“對原有生產、業務管理人員等進行思想和作風的改造和培養的同時,要注意選拔優秀工人,培養其成為新的生產、業務人員”。
                             該《決定》的公開發布,對已經接收的企業而言,無異于一個“安民告示”。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決定》為后期獲得解放的沈陽和南滿地區提供了接管經驗,對新解放區的迅速穩定,乃至為全國解放進程的順利完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接管沈陽:宣傳政策,穩定人心

                              遼沈戰役后,主持接管東北最大的城市和工商業中心沈陽的重擔壓在了陳云肩上。
                        陳云在確定好“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的接收方針后,特別強調要利用報紙宣傳政策,穩定人心。他知道:城市里的人有看報的習慣,不可一日無報;對于接收沈陽的軍隊的宣傳品,各階層都是字字細讀。由此,陳云思量應該有效地發揮當地報紙和軍隊宣傳品這兩種信息傳遞手段的作用,并大膽提出除了安民布告先準備好外,可以先準備幾期報紙稿件,進城立即出報,內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
                             1948年10月28日,陳云率領近4000名干部到達鐵嶺,在召開了三次短會后,布置好進入沈陽后要散發的軍管會布告和《沈陽時報》,使它起到安民告示的作用。在隨后的宣傳工作中,陳云特別提醒:第一,各種布告和解放區一般新聞,不能一下子苛求內容生動,適合新區群眾口味;第二,對于轉載舊的文件,要有選擇;第三,一切布告,必須字斟句酌。排字校對,都用原報社的工作人員。在陳云的主持下,黨的宣傳工作者及時到位地順應民意開展宣傳,為沈陽城市接管和社會改造創造了非常有利的輿論環境。

                        ■獲取信息  細致讀報■

                             陳云懂得利用報刊獲取信息、掌握時事動態,得心應手地利用報刊為黨和人民辦實事。


                        搜集情報,知己知彼
                             早在主持東北財經工作之前,中央就曾派遣陳云到陜甘寧邊區做經濟工作。當時,在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下,面對邊區貿易入超、法幣不足、物價上漲、物資短缺的艱難困境,陳云利用報刊搜集情報,成功地打破僵局,扭轉局勢。
                              1944年3月5日,出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的陳云,為了掌握經濟動態,開始了細致入微的調查研究。一方面,陳云經常到延安南門外的新市場去,與農民、商人交談,了解物價波動情況。另一方面,陳云時刻關注著國民黨地區發行的各種報刊,觀察經濟動向。通過了解國統區的物價和物資儲備情況,進一步鉆研邊區內外貿易以及邊幣、法幣相互關系的實際情況和特殊規律。

                             當時,陳云指導編印了《經濟參考消息》半月刊,主要從國統區的各種報刊上摘選財經資料和行情變化訊息。該刊在陳云的主張下,提供給業務部門干部參閱,并送中央領導同志研究。陳云通過報刊對經濟情報的搜集,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和大力支持。194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下發《收集研究全國經濟情報的通知》。《通知》指出:由陜甘寧邊區政府的西北財經辦事處負責編輯一種帶全國性的經濟情報,委托各根據地及辦事處向一定的大城市收集必要的材料,按期編成情報,通知各根據地作參考。


                        內外兼顧,注重輿論導向
                              新中國成立后,陳云開始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整頓全國的經濟工作。
                              一方面,為了使中央能夠及時了解全國財經情況,陳云密切關注全國的經濟動向,并以他和薄一波的名義一起給中央寫《財經旬報》。這些旬報,出自陳云筆下,從財經工作的大政方針到發展規劃,從人民幣發行到物價波動,從稅收工作到鐵路建設,從鋼鐵冶煉到農業發展都細致考究,實時記錄。
                              另一方面,面對百廢待興的經濟局面,為穩定人心、統一思想,陳云更加注重發揮報紙對人民群眾的輿論導向作用。在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后的第一次報社記者會上,陳云特別闡述了報紙工作人員與財經工作的關系。他強調:報紙的報道不要天天說好,也不要說外行話,要提倡說老實話,如物價問題就可以上報,因為你不登它也上漲。
                             此外,針對財經工作中的敏感領域,陳云認為應該注意一點:新聞報道要有選擇性,不是有聞必錄,也不是所有好事都要上報,因為報紙的影響面很廣,應該根據具體情況有選擇地報道。
                             針對公私合營后存在的問題,陳云認為報紙不必報道個別工商業者和家屬捐資的事情。他指出:“全行業公私合營中,有些工商業者和家屬,把家里的黃金、美鈔、人民幣、寶石戒指、金剛鉆、房產都拿出來增加資金,這是好事,是進步的表現。因為定息了,增資就等于是捐獻。但是,如果提倡得不適當,就會發生偏差,好事會變成壞事。當時我們對這種捐獻活動,沒有讓報紙宣傳,有些工商業者不滿意,認為做了好事不表揚。但這是表揚不得的,如在報上宣傳了,就會形成一種空氣,一種壓力,發生強迫命令的現象,使不能或者不愿意增資的人也增資了。這種現象,一定要加以避免和糾正。”


                        關注報刊,心系人民

                             退居二線后,陳云仍不忘關心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因此,看報讀報了解國內外信息,就成為陳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容。
                             1984年9月4日,陳云看到《人民日報》上山東益都二中劉沂生寫的《值得憂慮的一個現象》,了解到當時高中畢業生很少有人把師范院校當作高考第一志愿的情況,委托秘書轉告鄧力群,說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要引起重視。師范院校學生的質量保證不了,對今后的教育,對“四化”建設各個方面的影響都很大。要繼續想辦法幫助教師主要是中小學教師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使教師真正成為社會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羨慕的職業之一。
                              事后,中宣部召集教育部、廣播電影電視部的負責人開會,研究如何貫徹落實陳云的意見。12月25日,教育部負責人通過新華社披露了陳云的意見,說黨中央和國務院已決定拿出十幾億元,從1985年1月1日起為全國幾百萬中小學教師增加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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