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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會場突遭搜查之謎
                        來源:《黨史博覽》2013年第8期  作者:徐云根  點擊次數:3148
                        ■一大會場突遭搜查■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正式開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在會上熱情致辭,李漢俊、劉仁靜任翻譯。
                               在開幕會上,代表們具體商討了大會的議程和任務,一致確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會匯報各地區的工作情況,然后討論和通過黨的綱領,制訂今后工作計劃,最后選舉黨的中央領導機構。7月24日,代表大會舉行了第二次會議,由各地代表向大會匯報本地區黨團組織的情況。25日、26日,休會兩天,用于起草會議文件。代表大會召開以前,雖然進行了一些醞釀準備,但由于人員分散,時間倉促,未能事先起草好供代表們討論的會議文件。根據馬林的建議,決定由張國燾、董必武、李達等人組成起草委員會,用兩天時間起草黨的綱領和今后實際工作計劃。
                              7月27日、28日和29日,這三天分別舉行了三次會議。在這幾次會議上,代表們集中精力對起草委員會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展開了認真詳盡的討論。大家各抒己見,互相商討,既有統一的認識,又有激烈的爭論。
                              代表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任務以及最終奮斗目標取得了共識,而對南北政府(當時廣東政府與北洋政府并存爭雄,俗稱南北政府)的看法,共產黨員能否在現政府里做官等問題則有較大的分歧,會議沒有作結論,容后再議。
                              7月30日晚,代表大會舉行第六次會議。按原定計劃在這次會議上先由共產國際代表講話,對中共建黨的一系列問題發表意見。然后再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晚上8點多鐘,會議剛開始不久,一個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李漢俊住宅,掀開門簾朝室內在座的人們環視一圈。這個陌生人的突然出現,引起了大家的警覺,當即問他是干什么的,來人含糊地回答要找社聯的王主席,接著又說找錯了地方,表示抱歉以后,匆忙退了出去。此處附近是有個社聯,但這個組織并沒有設主席,也沒有姓王的人。
                              馬林有長期秘密工作的經歷,警惕性很高,在詢問了情況以后,機警地說這個人一定是“包打聽”(即密探),并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大家趕快分頭離開此地,只留下李漢俊、陳公博兩人。
                              十幾分鐘以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兩輛警車在望志路口停下,車上沖出10多人包圍了李漢俊的住宅。三名法國警官帶著四個中國密探進入了室內,法國警官一行在搜查中未發現政治活動的證據,又得知此處是李漢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李書城將軍的公館,同時由于李漢俊利用編輯“新時代叢書”的工作,機智靈敏地把巡捕的盤問應付過去,最后化險為夷。但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后一天的會議,不得不轉移到嘉興南湖舉行。那么,突然闖入的中年男子是什么人呢?他又是怎么發現一大會場的呢?
                        經過多年的考證,闖進會場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江蘇鎮江人,生于1885年,讀過三年私塾,因與黃金榮是結拜兄弟,又臂力過人,雖然不會講法語,還是進入了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職,先做巡捕,后升至探長。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間,也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情。1949年后,宋慶齡向有關方面說明情況后,程才沒有被關進監獄。1956年,程子卿在上海去世。
                              但是,對于程子卿偵查到一大會場的原因,至今仍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馬林因素說■
                             在中共一大代表的有關回憶中,說到被搜查原因的有四人,有兩人說是因為馬林的原因而被搜查的。張國燾說:“當時我們保密觀念很薄弱,可能當大會在博文女校進行時就已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舉行也未逃掉他們的耳目,所以他們很可能有一網打盡之計,故選在馬林與尼克爾斯基參加時下手。”陳潭秋的回憶與張國燾的說法相近,他說:“我們的推測,偵探發現我們的會議,是由博文女校跟蹤而得的。”李達回憶說:一大會場被搜查“這是因為馬林用英文大聲演說,夾雜著說了好幾次中國共產黨,被法國巡捕聽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場風波”。董必武說:“開會為什么被敵人發現呢?因為那時,外國人到中國人住的地方是不太多的,國際代表馬林進去時有人就跟著走進去了。”以上的回憶都只是他們自己的推測,沒有什么根據。
                              后來學者任武雄研究發現有檔案資料說明,中共一大會場被搜查是由于馬林的行蹤早已暴露引起的。
                             馬林,荷蘭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1902年參加荷蘭社會民主黨,1913年在荷蘭殖民地爪哇進行革命活動,1919年被爪哇當局驅逐出境。1920年參加共產國際二大,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成員。1921年3月,他奉共產國際命令離開莫斯科赴上海,途經維也納,領取去中國的簽證時被拘捕,后在友人與律師的幫助下獲釋。維也納當局對于他打算去的國家一律作了通知。因此,馬林自歐洲到上海,沿途都受到嚴密的監視。荷屬東印度政府同荷蘭駐上海總領事館密切聯系,并將他的情況隨時通知上海英、法租界當局。這事馬林在1922年7月11日寫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中有詳細說明。
                              另據荷蘭外交部幾份檔案記載,1921年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致上海荷蘭總領事的一封信說,斯內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拉”號到上海,住南京路東方飯店,化名安得烈森。7月14日離開南京路東方飯店,住進麥根路32號公寓。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馬林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即處在英、法租界巡捕房的監視之下。7月30日晚,馬林到李漢俊家開會,也被盯梢。馬林與一大代表離開李漢俊家以后,巡捕前來搜查,特別反復詢問李漢俊、陳公博,那兩個外國人是誰,因為巡捕心中已有疑竇。
                              日本學者石川禎浩也認為,馬林在維也納被捕以后,馬林的中國之行顯然已經受到懷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沒有放松對他的監視,這從各國警方屢屢相互通報他的住處等情報和部分往來信件也看得出來。馬林對此有所察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通過別人收發信件和電報等。雖然還沒發現有關馬林在中共一大期間行動的警方資料,但是,馬林在會議期間被盯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實際上,警方當時已經得到共產主義組織要在上海開會的情報。日本警視廳6月末得到的情報說,“上海支那共產黨”近期將召集各地代表開會,日本人也將參加。這份報告雖然把預定開會日期誤作“6月30日”,但開會地點卻是“上海法租界貝勒路”,即現在的中共一大會址所在的“黃陂南路”,不見得是虛報。這份報告沒有涉及情報來源,我們不知道日本警視廳是通過何種渠道搞到這份情報的。但是,按照當時的外交慣例來考慮,日本警方的情報肯定是來自或者通報給了駐上海的各國租界當局。上海的租界當局很可能基于這些情報加強了警戒。事實上,法租界當局還制定了一個條例,這很可能是加強警戒的一個步驟。這就是7月31日《民國日報》報道的取締集會條例。該報道說,條例規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會須于48小時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長許可;秘密集會,或不事先申明集會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處罰。假如警方事前得到了共產黨將要召開代表大會的消息,匆忙制定這樣一個條例的目的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據陳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記載,警察在搜查會場時,誤認陳為“日本社會黨人”,這也許印證了日本警視廳得到的大會將有日本人參加的情報。總之,租界當局在密切監視馬林行動的同時,肯定意識到了共產主義分子將要開展具體行動。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一大會場遭到搜查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筆者認為以上這種說法似乎也不太合理,因為如果偵探已經跟蹤了幾天的話,或者說已經知道馬林的行蹤的話,何以最初幾天會議能順利進行?巡捕房早就應該動手捕人了,不可能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貿然讓程子卿單獨闖入會場,從而驚動目標,事后再去,已是人去樓空。

                        ■偶然發現說■
                              學者朱華否定了“馬林因素說”,認為是程子卿偶然發現一大會場的,即程子卿向位于一大會場隔壁的全國各界聯合會傳達開會須提前48小時通知警方的命令時無意中發現了一大會場。朱華以前認為程子卿之所以能發現會場無非有兩種可能。一是走錯了門;二是因聽到106號有外國人說話而起了疑心,于是強行闖入。但是后來根據材料,發現程子卿誤入會場,是因為弄錯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地址。
                              7月2日,租界工部局的《警務日報》中附有一份關于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專門介紹,其中提到,該會總部在“貝勒路106/108號”,這很可能是“貝勒路樹德里106/108號”李書城、李漢俊寓所的誤記。因為:第一,這兩家確實是打通的,“106/108號”的寫法符合這一實際。第二,據《警務日報》的情報,全國各界聯合會建立后,會址至少搬遷了四次,1920年6月,其設在愷自爾路15/16號的總部還曾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而從7月11日到18日,《警務日報》四次提到了全國各界聯合會,均未明確其地址為“樹德里104號”,僅有一次含混寫著“望志路貝勒路口”,但是7月25日后,凡提到該組織,均不厭其煩地寫明詳細地址。因此,全國各界聯合會搬入“樹德里104號”,也許是7月18日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可能臨時借用過李書城寓所。而情報沒有那么及時的法租界警方,便讓程子卿走錯了門。說李書城可能借寓所給全國各界聯合會,倒并不是隨意想象,因為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政治關系。
                              根據1921年8月1日租界工部局《警務日報》,可以發現當年租界警方正在密切監視一個相當活躍的社團——全國各界聯合會,它的總部就在法租界“望志路104號貝勒路口的樹德里104號”。當時全國各界聯合會在政治上支持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政府,反對北洋政府,而法租界當局為了支持北洋政府,于是就派遣程子卿去向全國各界聯合會傳達社團開會須提前48小時通知警方的命令。另外,7月2日的《警務日報》曾誤以為“樹德里106號至108號”是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地址,因此程子卿也不能確定聯合會究竟是在樹德里104號,還是在106號至108號。當他在樹德里尋找聯合會地址時,聽到106號客廳有外國人說話的聲音,于是就闖了進去,在一大會場內東張西望。據一大代表陳潭秋回憶:“李漢俊到客堂去詢問他,他說是找各界聯合會王會長,找錯了房子,對不起,說畢揚長下樓而去。”這說明程子卿沒有說假話,確實是把望志路106號當作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地址,誤闖入會場。
                        有人認為法租界警方下達取締集會條例的命令,主要目的是針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或中國共產黨的。但是朱華認為從資料來看,法租界警方當時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團活動方面,這一舉措也是針對社團的。早在7月24日早晨,程子卿等法租界巡捕房偵探就前往貝勒路同益里5號的留日學生救國團總部,以開會須在48小時前函報警方并獲批準為由,阻止該團體預定在當天上午舉行全體大會。由于當時法租界巡捕房中國偵探人數很少,總共才6人,為了更有效地壓制風起云涌的群眾運動和社團活動,法租界當局在阻止留日學生救國團會議獲得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布這樣蠻橫的命令,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實際上,公共租界早在1920年4月就發布了幾乎完全一樣的命令。
                               因此,可以斷定法租界警方7月30日晚的行動沒有特定的針對性。正因為如此,當程子卿發現一大會場時,一時也沒有辦法,只得回去找人來查拿。而這來回之間的時間,就成了一大代表們脫身的機會。

                        ■程子卿其人其事■
                              據1926年進入法國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說,他聽上司程子卿講起過1921年搜查李公館的情況。薛耕莘回憶說,那是20世紀30年代末的時候,程子卿跟他聊天,說1921年曾往李公館搜查。當時只知道一個外國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會議。首先進入李公館偵查的便是程子卿!薛耕莘說,程子卿是江蘇鎮江人,生于1885年,讀過三年私塾,后來在鎮江米店當學徒。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從鎮江到上海謀生,在十六鋪碼頭做搬運工。他在那里結識了上海幫會頭子黃金榮等人,并與之結拜,人稱“程老三”,屬青幫的“悟”字輩人物。1905年,經黃金榮介紹,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當了巡捕。程子卿連法語都不會講,怎么會進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來,在米店里不斷地拎米包,他練就了過人的臂力,這正是巡捕捕人時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來升為刑事科的政治組探長。這個政治組專門處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組長為法國人薩爾禮。隨著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斷增多,這個政治組后來擴大為政治部,程子卿擔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有個習慣,凡重要的見聞,必定記錄于筆記本。他和程子卿當時的談話,亦被他記于本子上。新中國成立后,薛耕莘曾被捕入獄,筆記本被收繳。那個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關檔案部門保存。薛耕莘說,身為法租界的華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樣,處于法國領事館、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勢力的夾縫中。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時也為共產黨、進步人士以及國民黨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國民黨內右翼分子的不滿。1931年至1936年間,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兩次還附有子彈。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匯路打浦橋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時,法租界巡捕房派員護送,前后達半年之久,直到抗戰爆發,才得以平安度過。
                              薛耕莘說,新中國成立后,程子卿意識到可能被捕,便求助于宋慶齡。因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時,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黨員被捕,經宋慶齡等向他“疏通”而獲釋。這樣,宋慶齡向有關部門作了說明,程子卿也就沒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國中路家中。薛耕莘因為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檔案,例如政治性案件歸在“S”類,捕人報告歸在“R”類。關于搜查中共一大會場的情況,他認為,可能會在法租界巡捕房當年的“S”或“R”類檔案中查到準確的原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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