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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話禮賢下士的陳毅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3期  作者:散 木  點擊次數:2640
                        再話禮賢下士的陳毅
                          《黨史博覽》2012年第9期發表的《禮賢下士話陳毅》一文,言及陳毅禮賢下士的對象有趙祖康、張元濟、張伯駒、馬一浮、曹禺、吳桓興,其實,這樣的對象還有許多。中共高層中,陳毅一向重視并且善于做統一戰線工作,因此,他曾被毛澤東贊譽為“天才的統一戰線的執行者”。
                        ■出任新中國上海市第一任市長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后,中央決定由陳毅擔任上海市市長。初任上海市市長,陳毅可謂重任在肩。他的工作千頭萬緒,渡江后戰事進展迅速,乃至超過了預定計劃,鐵路、公路運輸跟不上,城市接管干部不夠用,士兵入城紀律不夠全面和深入,以及殘敵的干擾和破壞,等等。然而,陳毅指揮若定,不久便讓全世界看到了共產黨在大上海演繹出的一幕幕活劇。
                             1949年5月,陳毅率軍開往上海之前,就明確地宣布:解放軍的入城紀律是給新區城市人民的見面禮。于是,在后方的蘇南丹陽縣(今江蘇丹陽市),他召開了華東軍區直屬機關排以上的干部大會。會上,陳毅在講話中尖銳地批評部隊在丹陽表現出的一些違反紀律的事情。他說:“八號下午,我同饒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光明大戲院門口,里面正在演《白毛女》,有幾個穿黃軍服的同志,沒拿票硬要進去,并且有一兩個帶頭,鬧得很厲害,老百姓拿著票子反而進去不了。這些人一定是我們直屬隊的干部,今天可能也到會了。那時逼得我不得不親自出馬干涉,他才走了,如果沒有我們去干涉,那天戲院一定要被打爛。大概同志們認為革命成功了,沒有革命對象了,所以革到戲院里來了。”陳毅進而嚴肅地指出:“目前(在進入上海以前)的情況:必須提出接收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建設城市問題。提出嚴格遵守紀律,這是一個大的思想轉變。我們打了二十年的游擊,對今天革命的勝利雖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由此而引起的游擊觀念,也要改變。我們全體同志應該知道,保護城市,建設城市,十年以后大家就可以享受比較優越的物質生活了。如果我們依然是無政府無紀律,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代替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則我們的建國工作二十年也搞不好。”
                              他又說:“進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謹慎小心的態度。上海是個最現代化的城市,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窩巢,是百年來發展起來的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復雜的城市,我們沒有經驗是很難進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須要有謹慎小心‘臨事而懼’的態度,這樣才能多考慮問題,否則是低級的幼稚的,就一定會栽筋斗。進入上海是中國革命的最后一個難關,是一個偉大的考驗。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勝利(即俄國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勝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國全世界都很關心。我們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會為我們高呼,慶祝,干杯;搞不好,就會使他們失望。相反地,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看到我們搞得好就會失望,而搞得不好他們就會歡呼,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還有救。共產黨不是沒有進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時代進入過上海、武漢、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趕出來了。這次進去是否還會被人家趕出來呢?現在還不敢大膽地說一個‘不’字,主要是看我們自己。”
                              為此,陳毅明確宣布了解放軍進城之后的紀律:“1.必須強調入城紀律,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開始,是和市民的見面禮。紀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會影響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對我們的希望很大,把我們看成‘圣人’,如果一進去就搞亂了,他們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響就要費很大的勁。2.紀律是兩方面的,因為上海很復雜,我們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對敵人要斗爭要嚴肅,對基本群眾朋友要客氣,要爭取團結,使他們擁護贊成我們。敵人好管,老百姓也好管,就怕我們自己混亂,使敵人有機可乘。3.入城時要盡量作到部隊不進城,全部駐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經過專門訓練的武裝進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進城。馬匹、大車一概不準入城。4.外交問題……5.入城最大的保障就是事先請示,事后報告,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
                              正是由于陳毅及時看到了進城之后的諸多問題,并相應一一制定紀律進行約束,上海的接收才比較順利和穩當,這不僅在后來有《霓虹燈下的哨兵》之類的故事,也使得許多動搖和徘徊中的前政權人士、資本家、知識分子放心留了下來,接受中共的領導,參與到新中國的建設中來。
                              陳毅入城后,馬不停蹄地出席了上海各界人士的許多重要集會:6月2日,上海產業界座談會;5日,上海文化界座談會;9日,中央研究院紀念大會(會上,陳毅向各位科學家提出“多難興邦,同心同德”);12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大會;15日,上海各界耆老名流座談會(陳毅稱之為“耆老策杖觀太平之集會”);19日,中國技術協會;21日,為出席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代表餞行。在此前后,他還出席了大學教授聯誼會的全體會議,又參加了醫務工作者會議等。他還十分關注上海眾多學者和專家的情況,努力幫助解決他們遇到的生活、學習或工作方面的問題。


                        以最大的誠意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人

                             上海剛剛解放,周恩來就曾說:上海不僅在工業、商業方面占了全國總量的一半,人文薈萃,文教事業上也是“半壁江山”。顯然,上海的情況對于穩定全國、對于中共工作中心的轉移,有著舉足輕重的示范作用。毛澤東說:“進入上海,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大難關。”
                              陳毅在上海樹立了“團結面越寬越好”的原則。他告訴文教接管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夏衍:要教育我們的干部與上海知識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禮賢下士;有事要親自登門,千萬不要一個電話打過去,叫人家到機關來談事。陳毅不惜說到這些細節,是他認為與知識分子相處要懂得一個基本的道理:“我們尊重他們,他們才會尊重我們。”
                               陳毅如此說,也如此做。上海剛剛解放,他就分別拜訪了宋慶齡、張元濟、顏惠慶、秉志、張瀾等著名人士以及許多工商業人士。對于工商業人士,陳毅認為這些人不去臺灣,不去香港,不去美國,就表明他們都有愛國心,我們就應該用,有的還可以重用。不久,陳毅邀請胡厥文、榮毅仁、劉靖基、顏耀秋等百余名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陳毅肯定了他們建立民族工商業的奮斗精神,表示政府愿與大家共同協商,實現并增加新的生產任務。陳毅一番坦率和誠意的講話,使與會者如釋重負。
                              數日后,榮毅仁、劉靖基兩人欲請陳毅等領導吃飯,有人擔心影響不好,怕被人說是模糊了階級界限,喪失了立場,會犯政治錯誤,因此不敢去。陳毅卻認為這是資本家的投石問路之舉。他解釋說:“吃飯可以做統戰工作嘛,怕犯錯誤,就等于把自己手腳捆起來,我才不干呢。”于是,他不但帶著劉曉、潘漢年等人赴宴,還叫夫人張茜和孩子同去。席間,他與主人拉家常、噓寒問暖,彼此進行了溝通,建立了感情,后來人們說陳毅是“有人情味的共產黨將軍”。
                              陳毅為了避免發生“野有遺賢”的現象,曾在“名單學”上大做文章。那是上海剛剛被接管之后,陳毅指示夏衍擬寫一個上海文化界座談會出席者的名單。夏衍為了保險,搞了一個范圍很廣的名單。陳毅與潘漢年一番商量,對名單又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細致的增補。事后,他對夏衍說:“這是我第一次與上海文化界見面,要講講黨的政策,讓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記住團結面越寬越好。你們這些老上海要胸襟寬大,不要因為過去有過什么思想上、感情上的糾葛而抱成見,過去他罵過你一句,你噓過他一聲,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千萬不要因為你們做了‘當權派’,就可以報一箭之仇。凡愿意為新中國服務的一律要團結,社會上地位相同的人,請了這個不請那個,人家就會生氣。這就是古話說的‘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照顧到。”
                              在那次會議上,陳毅敞開心扉與上海文化界人士交心。他說:“我這個共產黨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識分子出身。我翻譯過波特萊爾的詩,寫過小說、詩文。我個人的改變就經歷了三個階段:開頭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來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賽先生’,變成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最后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經過矛盾、消沉、碰壁,才選擇了革命的道路,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這幾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別人推動,也有環境的逼迫。”不是訓話,不是自得,而是促膝談心,上海文化界的名流遂對陳毅有了一番深刻的了解,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當時,陳毅還對夏衍說:“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為‘接、管、清、改’四個字,就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這個秩序一般來說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別要慎重,不要圖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會出毛病、誤大事。做統戰工作,特別是對知識分子,先要交朋友、談心,讓他們敢講真心話,不入耳之言也要聽,罵也不要緊,可怕的是他們有話不講,放在心里,形成怨結。”


                        真正做到禮賢下士,用人唯賢

                             陳毅說:“上海的文藝界千富萬富,最珍貴的財富還是人才。”1949年5月30日晚,上海市政府在南京大戲院(今上海音樂廳)邀請京劇名演員梅蘭芳等演出,與此同時,組織越劇界的袁雪芬、范瑞娟等舉辦訓練班;收回解散上海交響樂團(其成員多為外籍人士)的命令。隨即,陳毅在分別參加了工人、青年、民主黨派、工商實業界的各種集會之后,又于6月5日由市政府在八仙橋召開文教界座談會。會場上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在周谷城講話說“感謝解放軍打進上海,把我們解放了……”話還沒說完,陳毅立即接著說:“不是解放,是會師,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你們從里面打出來,是我們共同會師。”
                             晚清及民國耆宿張元濟是中國出版史上的標志性人物。當時,這位商務印書館的原董事長癱瘓在床,陳毅聞訊前去探望,張元濟感動得熱淚盈眶。陳毅當上海市長時才49歲,而張元濟已是83歲高齡。以后每逢張元濟生日,陳毅必送蛋糕祝賀。不過,兩人的關系不僅僅是這樣的一種“客氣”的關系,真正的朋友是互相尊重和信任。
                              上海剛剛解放時,商務印書館幾近破產,經濟困難,工資也發不出,張元濟向陳毅提出向政府貸款20億元(指舊幣,與1955年發行的新幣比,新幣1元等于舊幣1萬元),陳毅原本可以劃撥貸款了事,但他認為幫忙要幫到點子上,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陳毅與張元濟仔細分析造成商務印書館困難的原因,研究改善經營之道的辦法。陳毅誠懇地說:“如果我說人民銀行沒有20個億,借不出來,那是騙你老前輩了。你這么大年紀為了文化事業跑來,理應借給你,但是我想還是不借為好。20個億搞到商務印書館,一下子就花掉了,卻解決不了實際問題。聽說現在商務印書館那些編輯天天打撲克、唱歌、捅爐子、燒棗子吃,只愿搞學術叢書,不愿搞通俗讀物,這樣不要說20個億,200個億也沒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處借錢度日,我很感動,但也很生氣。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們。”張元濟聽了之后茅塞頓開,他心悅誠服,回去就與書店同人商量如何搞好經營。后來,商務印書館挺過難關,繼續在出版事業上大發展。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后,上海的工商業私人企業全部接受了公私合營,這其中榮毅仁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1957年1月初,上海市召開二屆人大一次會議,當時已調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專程從北京趕回上海,原因是毛澤東交給他一項特殊任務,即“要我和上海的同志們商量一下,請投榮毅仁一票,把他選上副市長”。江南榮氏家族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為新中國恢復和發展經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顯然,在共和國領袖看來,接下來如何把合營企業搞好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這需要上海率先創造經驗,而從榮家推選出代表人物參與政府的領導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陳毅和榮毅仁是相交至好的朋友,于是,他對大家詼諧地說:“實不相瞞,他已經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產黨員的身份為這位紅色資本家競選。因為他確實既愛國又有本領,堪當重任,而且憑著他的特殊身份,在國內外資產階級中還能夠發揮我陳毅起不到的作用哩。”表決結果,榮毅仁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陳毅又語重心長地說:“同志們,越是勝利的時候,越要想到統一戰線,這可是我們黨最寶貴的經驗啊!中國的革命離開共產黨領導不行,由共產黨包攬一切也不行,這個辯證關系一定要懂,千萬要重視啊!”
                               1953年6月,周恩來倡導在各地成立文史研究館,以“敬老崇文”,妥善安排“文、貧、老”的知識分子,使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在上海,這項工作由陳毅主持。當初,上海文史研究館人員加上參事室人員,不過30多人,陳毅認為太少,要在30人后面再加個零,也就是300人。不過入選人員竟遲遲難以落實,原因是統戰部門把握尺度過嚴,最終激怒了陳毅。他說:“你們這些人連蔣介石都不如,蔣介石還把段祺瑞一家養起來呢!怎么會沒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遺老遺少、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多的是,每人每月給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費,我們養得起。每月組織他們學習兩次,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劃算?我看這樣做有個最大的好處——可以減少一些反革命!”于是順利敲定了入選人員。到“文革”爆發之前,除去世者外,還有329人,其平均年齡在70歲以上。可謂名士風流,濟濟一堂。
                              除了文史館、參事室,上海的文化坐標還有博物館、圖書館,以及文物保管委員會等,這些地方擁有大批的專家學者和文博人才。對他們的關心和使用,也體現出了執政黨敬老崇文、弘揚民族文化的理念。
                              上海人文之盛,在陳毅主政期間可謂壯觀。如1950年7月24日,上海市文化藝術工作者第一屆代表大會召開,陳毅為之題寫了《共同綱領》的第45條:“提倡文學藝術為人民服務,啟發人民的政治覺悟,鼓勵人民的勞動熱情,獎勵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發展人民的戲劇電影事業,獻給上海市文代大會。”隨即,他指示市委宣傳部和組織部認真研究和安排代表的名單,結果八個界別共有547人。這可以說是上海文化藝術界一次空前的盛會。


                        要用辯證法認識知識分子工作

                              1954年,陳毅離開上海,赴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工作。此后,他在主持文教等工作中仍然堅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千方百計地調動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之后,隨著黨內階級斗爭范圍不斷擴大,在文教和知識分子問題上也不斷地出現了基于錯誤的估計導致的在政策方針上的人為的錯誤,此時陳毅的堅持顯得尤其難能可貴。
                              1955年,民盟有一個意見被反映到了中共中央。民盟一些人認為解放后執政黨對知識分子有“六不”的現象:所謂“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應該說,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存在著。1956年,中共中央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講話中對知識分子有一個正確的分析和定性,即“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是陳毅協助周恩來起草的講話稿,其中包含著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不斷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要大規模地擴大知識分子隊伍,并盡可能地迅速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等的想法,應該說這也是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做法。
                              在此前后,陳毅在許多場合有過許多類似的表述,如他提出應該與科學家親密合作,而“目前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主要障礙,不是科學家,而是行政干部,具體的領導干部。粗暴的態度,冗長的會議,驕傲自滿,以為天下都是老子打下來的,將科學‘抵掉’了”。他還說:“中央的指示,需要在學校里、醫院里來考驗。在懷仁堂,科學家是滿意的,但在醫院里、科學院里、大學里就不然。有些科學家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對這些具體領導干部的領導,而不是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所以關于貫徹中央指示方面,部長、校長、院長、黨委書記應該首先自我批評。”
                              陳毅的以上認識,是站在辯證法立場上的。他指出:“科學研究工作搞不起來,科學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宗派情緒,自以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愿合作等,但六年以來,經過政治運動學習,已有很大改變。我們一定要看到這一點。如抗美援朝,購買公債等,他們貢獻很大。科學專家的缺點(我們干部也有),不是,也不會是科學研究工作搞不起來的主要原因和障礙。要十二年趕上世界科學水平,非科學家不可。科學家的毛病不是主要的。無論哪一個科學家都愿意研究。哪一個外科醫生不想看病、開刀,做些理論研究?哪一個科學專家不想看新的東西?不知道新的,怎能提高?跟我們也都要看新的消息、文件一樣,否則就無法進行工作。科學家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作風、生活以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是有的,但六年來基本上已有所轉變。重點不要弄錯。問題不在科學家而在領導上。六年來資產階級分子改變了,我們也對他們寬大。資產階級分子已將資金獻出來,怎么還能說他們‘五毒’?但我們對知識分子為什么就不能寬大?中央指示,聽說你們已傳達到了五六遍,但還不夠,還是要講。因為問題主要在于具體的領導干部,愈到下面愈壞。”
                              陳毅還舉例說明:“西北大學一位研究麥種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對米丘林學說,崇拜英美,這顯然是不對的。但不能強迫命令他。現在不相信,就等待他,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總是會被相信的。他還有一個毛病:他的實驗室不許別人進去。人家懷疑他在里面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我們的干部將他調出去考察,而在他離開后,就將他的實驗室大門打開,把他搜集的麥種都搬出來,摻混在一起,撒了滿地。這個教授回來,大哭一場。這教授有不對的地方,應該把自己的工作公開宣傳,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采取這種辦法。這倒是一個‘調虎離山’計。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們不能用這些反科學的外行辦法,強不知以為知的辦法來對待科學研究工作。這些辦法如不糾正,科學就不能開展起來——就是障礙。”


                        廣州講話,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1962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科學家座談會和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會議(史稱廣州會議)是共和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會議。周恩來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陳毅則發表了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講話。他們對知識分子的論斷對受到沖擊的廣大知識分子而言,是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陳毅堅持認為“科學家、知識分子是人民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是人民的勞動者,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腦力勞動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間三個組成部分,他們是主人翁。不能夠經過了十三年的改造、考驗,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戴在所有知識分子的頭上,因為那樣做不合乎實際情況嘛”。
                              陳毅越說越激動,后來索性站了起來,揮舞著手臂大聲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給你們行‘脫帽禮’!”說著,他向全場知識分子深深鞠了一躬,頓時全場掌聲雷動。
                              繼而,陳毅又說:“我勸所有做黨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這方面要進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評。過去沒有從團結他們、體諒他們出發,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他又沉重地說:“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這個作風不改,危險得很!我們必須改變這個嚴重的形勢!形勢很嚴重,也許這是我過分估計,嚴重到大家不寫文章,嚴重到大家不講話,嚴重到大家只能講好,這不是好的兆頭,將來只能養成一片頌揚之聲……危險得很呵!”陳毅大聲疾呼:“今天我黨團結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學家是我們的國寶!真正有幾個能替我們解決問題的人,一個抵幾百個!愚昧是個很大的敵人。愚昧——幾萬萬人沒有知識,沒有科學知識,也是很大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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