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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的政府管理智慧(下)
                        來源:《黨史博覽》2012年第5期  作者:曹應旺  點擊次數:657
                        周恩來的政府管理智慧(下)

                        瞻前顧后

                        政府管理中,如何協調和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如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顧后”。他認為訂計劃要瞻前顧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顧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規劃,瞻前顧后,分期進行”。

                        周恩來堅決反對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的短視行為。他指出:“我們不能夠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視了長遠的利益。為著我們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把許多困難擔當起來。”在生產和生活的關系上,不能只想著提高眼前的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只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生產、技術的發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錯了;應該生產、技術的發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還要慢慢來。”

                        周恩來也堅決反對在建設中貪大貪多、不顧人民當前生活的急躁冒進行為。他指出:“我們必須妥善地安排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在保證國家建設規模逐步擴大的同時,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么,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

                        在水利工作上,存在著搞大工程和一般農田水利建設的矛盾。大工程搞多了,就會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影響一般農田水利建設的安排,還會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影響人民的當前利益。如果忽視大工程建設,則會影響農業生產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后勁,從而影響人民的長遠利益。周恩來要求瞻前顧后,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1953820日,在政務院第186次政務會議上,周恩來認為水利工作過去三年有很大的成績,但也有偏差,著重搞大工程而對一般的農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夠。他指出,在一定時期內,幾萬萬人的眼前利益還是農田水利,搞大工程時間很長,長遠的利益應與眼前的利益相結合。有時眼前顧得多了就影響長遠,有時顧了長遠就與現實脫節。

                        在林業工作上,存在著伐木與育林的矛盾。一方面,國民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木材,沒有木材,鋼、煤、礦都上不去。另一方面,改善生態環境又迫切需要提高森林覆蓋率。對此,周恩來將當代人的利益與后代人的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了“伐木與育林,重點放在育林”、“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續作業”的林業發展方針。他批評古代人只知建設不知保護森林,后代子孫深受其害。“黃土高原是我們祖宗的搖籃地,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但是這個地方的森林被破壞了。”今天,不能用剃光頭的辦法采伐森林,“營林是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不能吃光了就算,當敗家子”。“治水治錯了,樹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說你。”要“用得少,造得多”,“造林是百年大計,要好好搞”。

                        國家面貌的根本改變,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繼的努力。周恩來認為每一代人要做好每一代人的事,既不要給子孫后代帶來不利后果,也不要企圖把子孫后代的事情都做完。把理想變成現實,得幾代到幾十代人的努力。我們的雄心壯志、偉大理想要世世代代傳下去。

                         

                        中和守衡

                        一位外國朋友曾說:在周恩來身上,從來沒有那種狂想主義和極端主義的色彩。這句樸實而平凡的話,比較準確地概括出了周恩來“中和守衡”的思想方法特點。“中和守衡”也是周恩來政府管理的一個重要思想方法。

                        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而周恩來是善于將對立的兩個方面統一起來,善于中和的辯證法大師。例如,周恩來領導治水,高超地處理了緩急、標本、蓄泄、前后、利害、福難、統分、上中下游、左右岸、群眾與專家、理想與現實、戰略與戰術、目標與步驟等對立面的統一,體現出他對唯物辯證法,特別是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運用自如。

                        周恩來擔任總理后,很快就指出:“做好工作決定于處理好各種關系。”例如,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時,他反對走向任何一個極端,指出:“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否則就死氣沉沉。”幾個月后,他又指出:“處理好上下關系,既要做到集中統一,又要因地制宜,二者必須都照顧到。”

                         事物都是在相對平衡中存在、發展的,而周恩來又是善于守衡并善于將中和和守衡結合起來的辯證法大師。

                        新中國成立初期,物價暴漲,人心不穩。穩定物價是政府管理的一項重要任務。周恩來指出:“為了穩定通貨和物價,必須平衡財政收支和保證物資供給。”他支持陳云果敢采取統一全國財政管理的辦法,用極大的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減縮財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制止了通貨膨脹。

                        1956年,在三大改造高潮推動下,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建設出現了脫離平衡、急躁冒進的傾向。周恩來同陳云一起進行反冒進斗爭,強調經濟建設必須注意平衡問題。周恩來指出:“一定要為平衡而奮斗。數量上平衡以后,還有品種和時間上的平衡問題。”他借鑒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輕視農業、輕工業,影響民生的教訓,指出:“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后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遺憾的是,反冒進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并進而開展了三年“大躍進”。結果使農業基礎弱化,無法負擔那樣規模的工業,工業本身也不平衡,無法繼續均衡生產,不得不進行國民經濟的調整。周恩來指出:“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決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問題,并且逐步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調整的中心是要恢復和發展農業;同時,要“盡一切可能使工業產品的數量、質量、品種趨于均衡的發展”。調整是要解決不平衡的問題,從而建立新的平衡。調整對擺脫危局、走出困境,產生了積極的重大影響。

                         

                        博采眾長

                        在對外關系上,如何對待不同國家的不同長處?在內政管理上,如何對待不同方案的不同優點?對此,周恩來的思想方法是“博采眾長”。

                        周恩來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也有缺點”。他號召“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必須把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都學來”。怎么學?

                        “我們應該有批判地學習,不是盲目地學習。有批判地學習,就是要學人家的長處和優點;不盲目地學習,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處和缺點也學來。”他指出:“敢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19631214日至1964229日,周恩來在出訪亞非歐14國期間,多次用“天涯處處有芳草”的詩句,教育中國代表團人員應該向這些亞非歐國家學習一切有益的東西。他訪問埃及時,參觀尼羅河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水壩工程后,決定中國派代表團去學習。他訪問摩洛哥時,參觀一座由意大利幫助興建的煉油廠后,深感其現代化設備和現代管理水平比中國先進,決定讓石油部派技術專家去學習。他品嘗摩洛哥的柑橘時,盛贊其個兒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作出了引進摩洛哥柑橘優良品種的決定。他訪問阿爾巴尼亞時,了解到當地的油橄欖出油率很高,對解決人民食用油問題很有好處,決定引種油橄欖樹。回國后,他還在昆明一林場栽下引進的第一株油橄欖樹。

                        在國家建設中,每個重大項目都會有多種不同的意見和方案。專家們從不同的立場、不同的經驗、不同的理論水平、不同的視角和興趣出發,其看法和主張之間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周恩來提出對這些不同的意見和方案要進行比較,“集中對的,去掉不對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樣才能不斷前進”。以黃河三門峽工程的改建為例,當時存在著“放淤派”、“攔泥派”、“炸壩派”、“不動派”四派的意見和方案。周恩來召開治理黃河會議,詳細了解各派的意見和方案,在吸收各派意見和方案長處的基礎上,最后決定在三門峽大壩左岸增建兩條隧洞,改建四根發電引水鋼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這一決策的實施,挽救了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推動了治理黃河事業的發展。

                         

                         

                        謀定而后動

                        在外交工作和國家建設中,如何處理目標與步驟、謀劃與行動的關系?周恩來的方法是“謀定而后動”。他重視事前的謀劃、運籌,強調預備好了才行動,不打無把握之仗,不打無準備之仗,強調有目標地穩步前進。

                        周恩來每次處理對外交涉、參加國際會議等都重視事先作好充分準備,透徹地分析形勢,準確地掌握各方面的情況,制定出可行的談判方針和具體的斗爭策略。毛澤東、周恩來訪問蘇聯并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重大外交出訪活動。為保證這次外交出訪活動的成功,周恩來進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準備。到蘇聯后,由周恩來起草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蘇方未作原則性的修改。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也是一場極其復雜的多邊的外交斗爭。周恩來親自抓各項準備工作。從方針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術準備,都由他直接負責。他親自起草《關于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初步意見》,確定謀略,提出對日內瓦會議應該采取積極參加的方針,務期排除障礙,達成某些協議,以利于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道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和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所取得的成功,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謀定而后動”的成功。

                        在國家建設方面,周恩來不僅在總體上提出并闡明了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而且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也高度重視制定規劃,確定一定時期的發展目標。他認為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制定規劃、確立目標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把我國現有的科學力量組織起來,密切地聯系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作出比較全面的和長期的規劃,那么,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就沒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們預期的效果。”1956年,周恩來領導制定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執行的結果是,有效地解決了一批我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的科學技術難題,使我國科學技術水平提高了一步,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1962年,周恩來又領導制定出1963年至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這個規劃在執行中雖受到“文革”的嚴重干擾,但仍取得了“兩彈一星”研制成功的重大成果。

                        周恩來政府管理方法,是周恩來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過程中作出的歷史性貢獻的一個重要方面。他的這些方法把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斗爭性與同一性處理得恰到好處,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在政府管理中創造性的運用。學習周恩來政府管理方法,繼承和發展這些方法,對加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對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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