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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前后“干部必讀”的出版
                        來源:《黨史博覽》2019年第5期  作者:王彥波  點擊次數:1576
                        新中國成立前后“干部必讀”的出版

                         

                        1949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結束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取得了解放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如何統一全黨思想和意志,爭取全國最后的勝利?19493月,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強調在關鍵時期我黨更應該加強理論學習,并確定了12本“干部必讀”的馬列著作。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時說:“為什么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并列呢?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但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我們黨的理論水平低,雖然也翻譯了很多書,可是實際上沒有對馬恩列斯著作作很好的宣傳。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關于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些。如果并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就12本“干部必讀”的馬列著作,他指出:“關于十二本干部必讀的書,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范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干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一■

                        其實,早在1944年初,毛澤東就曾提出要學習5本馬列著作。19443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解釋說:“指定讀五本理論書,是學習世界革命的經驗,過去沒有做過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1945424日,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又鄭重提出全黨要讀5本馬列主義的書:“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兩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一本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的這兩本書寫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那兩本書也寫得很好,這四本書薄薄的,讀完它們不用花很多時間。此外,還有斯大林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比較厚一點。這本書是歷史的,又是理論的,又有歷史,又有理論,它是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成功的歷史,這本書要讀。前面四本書也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馬恩列斯的書多得很,如果讀了這五本書,就差不多了。”

                        19489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又將馬列著作的學習范圍擴大至10本。毛澤東提出要訓練干部必須制定一個計劃,并通過“干部輪訓”、“政府辦學校”(包括大學、專門學校)的辦法來訓練黨內外的干部。至于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他提出要精讀一些馬列著作:“如果要求大家讀全部馬列選集,也不現實,可以挑選一些,不然書那么多,讀起來也是困難。華東局印了五本,說是有人在讀。如果五本不夠,可以選十本,包括《聯共(布)黨史》《列寧主義概論》《帝國主義論》在內。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也可以選一些。宣傳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書好,五本不夠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則不靈。”194810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提出要“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并認為這是完成各項工作的重要環節。為了開展理論教育工作,毛澤東指示中宣部負責挑選一些理論書。

                        此時的中宣部共有工作人員20人,“編輯委員二人(張仲實、艾思奇),編輯干事四人,翻譯干事二人,助理編輯二人,助理翻譯二人,助理出版一人,圖書管理員二人,文書三人,行政秘書一人,機要秘書一人”。10月、11月,中宣部兩次開會討論9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的提高干部理論水平的指示,并開始著手選擇理論書。“所選的書籍,《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已編好目錄。《思想方法論》第三章第一節列寧《哲學筆記》一段,請王明同志重譯,并得原譯者艾思奇同志的同意,改用新稿。”1116日,中宣部部務會議決定在人員逐漸增多的情況下,部內設編審組、黨內教育組、普通教育組、翻譯組、出版組、文藝組、圖書組等,并決定成立廣播管理處。1949223日,中宣部向毛澤東報告:“中宣部本身,一月廿起開始建立集體辦公制度,星期二、四、六下午二時起,辦公室在東柏坡。秘書長丁華已到任。胡繩于一月底到任,編審組與黨內教育組已分開,編審組由胡負責,黨內教育組由張仲實負責。”

                        張仲實曾回憶“干部必讀”的產生過程:“19492月間,七屆二中全會時,中央叫我提出一個干部學習理論的計劃,我就同胡喬木同志商量,擬定了一個學習書目,經中央批準,這就是‘干部必讀’十二種書。其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簡史》等系我編譯;《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系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親自編輯,我和艾思奇同志、吳亮平同志、柯柏年同志等參加了搜集材料的工作。”

                        此時的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中央政治局秘書,19425月曾整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4年至1945年參與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被譽為“中共中央第一支筆”。據逄先知介紹,“在現存的檔案中,還有當時胡喬木寫的這十二本書的目錄,毛澤東在這個目錄前面加了‘干部必讀’四個字”,并請周恩來即刻印發給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參會人員。“干部必讀”,是毛澤東正式為干部學習馬列主義基本材料定下的名稱。

                        ■二■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后,中央決定出版“干部必讀”,報經毛澤東批準。該任務由剛成立不久的出版委員會承擔。

                        19491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222日,由中央宣傳部出版組、新華書店、新中國書局等組成的出版委員會于北平成立,黃洛峰、祝志澄、王子野、平杰三、華應申、史育才、歐建新任委員。出版委會員由華北局宣傳部代為領導,隨即由中宣部直接領導,正式名稱改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下設出版處、廠務處、秘書室和會計室。截至194910月,出版委員會本部有職工87人,包括解放區出版戰線的干部,也包括長期在國統區工作的三聯書店干部,其中共產黨員36人。從年齡構成上說,20歲至30歲的有65人。此外,還有出版委員會直接管理接收的北平新華印刷廠、新華油墨廠、華北新華書店等單位,共有職工1428人。194911月出版總署成立后,出版委員會改組為出版總署出版局,黃洛峰任局長。至11月底徹底停止使用“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的名義。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從成立到結束,僅存在了不到一年時間,是個帶有臨時性、過渡性的機構,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履行了“準國家出版管理機關”的職能。黃洛峰在《出版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出版委員會不僅是進行業務的一個企業部門,更重要的它還是我黨出版工作的領導機關。”

                        出版委員會對出版“干部必讀”非常重視,1949317日,陸定一在關于出版局工作方針等問題致周恩來的請示信中稱:“出版局工作方針,對于教科書,黨內教材(12本書,初級黨校讀本、黨員須知、黨員識字課本等),毛主席主要著作,時事及政要書籍,充分供給。對于除此以外的書籍雜志,作有限度的供給,種數多而份數少。”此后,出版委員會數次開會討論“干部必讀”的開本、版式、封面設色、印裝、紙型、付印等出版細節。如1949323日,出版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記錄:中央發交的“干部必讀”文件12種,版式必須一律,請由朱執誠同志負責辦理。330日,出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記錄:干部讀物版式擬定為下列數種,如何,請公決。第一方案25開本,第二方案32開本,第三方案25開本和32開本都用。共12本,200余萬字。46日,出版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記錄:“干部必讀”12種版式應如何確定案:決議:用25開本,直排,雙面裝。印書貸款,由王子野同志負責交涉。420日,出版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記錄:“干部必讀”12種,已發下9稿,《毛選》也即將發下,加上其他各項工作,真是越來越忙。“干部必讀”已發一種交京華印書館承印。427日,出版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記錄:東北書店來函中敘東北生產力有剩余,希望把《毛選》或“干部必讀”等稿發交東北承印。但因這是書的清樣,都必須送請中央宣傳部負責校對,在校對過程中也許會隨時更動原稿,而中央也要切實掌握這類出版物,所以轉發排印,事實上做不到,只有等紙型打好后,可酌予發型加印。朱希同志報告:“干部必讀”12種如每種印3萬本,計共需紙5000令。630日,出版委員會綜合報告(1949216日至630日):“干部必讀”12種,已發稿11種,《馬恩列斯論中國》尚未發稿。此套叢書分為平裝、精裝兩種。精裝本合訂8冊:第一冊,《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兩種。第二冊,《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兩種。第三冊,《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四種。第四冊,《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一種。第五冊,《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上部。第六冊,《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下部。第七冊,《馬恩列斯論中國》一種,尚未發稿。第八冊,《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種。前三冊,共8種,已付印7種,第8種即可付印,7月中可陸續出版。后5冊,除《馬恩列斯論中國》尚未發稿外,均已排齊,在校對中。

                        曾任出版委員會出版處印務科科長的王仿子回憶,出版委員會出版的書籍,凡是政策文件和理論讀物如“干部必讀”等,用解放社名義出版(195012月人民出版社重新成立后,解放社的版權歸人民出版社),其他圖書用新華書店名義出版。為了統一版本,每一種書一般都要打六副紙型,除自留兩副外,分送東北、華中、華東、華南各一副,使全國印的同一種書有一個經過認真校訂的版本。出版委員會所出版的所有圖書與雜志統由華北新華書店總發行。194911月,《關于出版委員會的報告》中亦稱:“過去各個地區都是自編自印,版本極不統一,優劣互見。為避免這些缺點,首先統一版本,把各種版本重加校訂,分為‘干部必讀’‘政策叢書’‘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等重行排印,打出紙版,分發各區,或寄出樣本,由各區翻印。”

                        1950113日,出版總署出版局《對“統一版本說明及版權頁、封面、扉頁等格式的意見”的補充》中體現了對“干部必讀”封面設色的要求:“整套的書如叢書、干部必讀等,每套幾冊的墨色應該一律,不要拿每一種墨色來區別每一本書,應該拿每種墨色來區別每一套書。”

                        ■三■

                        19491019日,胡喬木在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曾提到“干部必讀”:“這回我們出版的干部必讀,這一套干部必讀印得很好,叫人看起來很舒服。出版以前我曾向黃洛峰同志提了個小意見,為什么叫‘干部必讀’?什么地方規定出來的?是什么樣子的‘干部必讀’?在什么意義上必讀?為什么多種書合訂成一本書?這一點出版者有責任應該加以聲明。”可惜筆者并未見到“干部必讀”有這種聲明。

                        “干部必讀”12本中,有馬列原著(《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國主義論》《論列寧主義基礎》),有對馬列論述的專題摘編(《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也有解釋和宣傳馬列主義的著作(《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等),還有歷史著作(《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等)。其實,早在1948117日,《中共中央華北局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中即已指出,“學習順序,一般應先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與毛主席的基本著作,然后必須學習下列10種名作:‘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左派”幼稚病’‘列寧主義概論’‘聯共黨史’‘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馬恩列斯論中國’‘思想方法論’。學習方法是以個人閱讀為主,輔以集體討論,并必須分配理論知識較高的干部為教員來指導學習,并作各種理論的報告和講演。應該提倡在實際工作中發生解決不了的理論問題時,經常翻閱馬恩列斯的著作和中央文件、毛主席著作的習慣”。當時尚沒有“干部必讀”之名,所附在職干部學習書目中共有19種理論圖書(涵蓋了“干部必讀”12本)和2種時事與政策類圖書。

                        《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由毛澤東親自編輯而成,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作為代序。張仲實曾回憶:“延安整風期間,1942年的一天,在毛澤東辦公室參加了他召集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編輯會議,到會者有艾思奇、吳亮平、柯柏年等。會議決定:大家分頭找材料,由一個人整理編輯,最后送毛澤東審閱。后來毛澤東看了這份整理的初稿,認為不適用。他自己重新編輯最后成書。這就是后來流行的《思想方法論》。”該書自編成即不斷被出版翻印,至被確立為“干部必讀”后,各地又出版翻印了近10個版本,如沈陽東北書店19495月長春再版,封面印有“干部必讀文件”;冀魯豫新華書店19496月印行,封面印有“干部學習叢書”;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19498月印行;華中新華書店19498月再版,封面印有“十二種干部必讀名著之一”;19499月解放社干部必讀版、新華書店北京再版、沈陽東北新華書店印行;194910月解放社華中版等。

                        “干部必讀”中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采用的是博古譯本,從19498月至195012月共出版發行了10種“干部必讀”版本:19498月解放社本,19499月解放社本,194911月解放社(北京)本,194911月解放社(山東版)本,19501月解放社(粵)本,19503月解放社(滬)本,19504月解放社(京)本,19506月解放社本,19507月解放社本,195012月解放社本。除“干部必讀”版本外,該書還出版印行了其他22種版本。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簡史》由時任中宣部黨內教育組負責人張仲實編譯。張仲實于1903年生于陜西省隴縣,學生時代就參加了革命活動。1926年受黨的派遣去莫斯科學習,1928年被分配在翻譯班翻譯教材。19308月回國,1931年開始翻譯馬列主義著作。19405月到延安后始終如一地、長期地從事翻譯工作,1953年中央編譯局成立后擔任領導工作。就他的素質、性格、專長、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而言,他適于譯書和編輯出版工作。經過他筆下處理的任何文稿,都很認真,煉字造句,一絲不茍,精雕細琢,不遺余力。他筆下的稿紙勾來勾去,涂涂抹抹,天頭地腳、左右空白,都是移行添字,線條縱橫,猶如蛛網。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由斯大林提議、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寫、聯共(布)中央全會審定的一部黨史著作,更是一部理論讀物。蔡美彪在談到它對自己的影響時即稱:“《聯共(布)黨史》不是史學著作,是政治著作,延安時期解放區叫作政治讀本、理論讀本。”

                        據統計,“干部必讀”初版每卷印3萬冊,其中平裝本1.9萬冊,布面精裝本1.1萬冊。《出版總署三個月(194911月至19501月)工作簡報》中稱:“為減輕讀者負擔,把‘干部必讀’印普及本,已印6種,9萬冊。”1950916日,胡愈之在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上的報告中稱:“由于洶涌全國的學習運動的高潮,一般干部和新解放區的讀者,對于政治理論書的要求要比對于文藝讀物的需要迫切得多。包含12種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干部必讀’已經全部出齊,印行的總數達300萬冊。”1950101日,葉圣陶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一年來的出版工作時說:“這一年,通過全國規模的學習運動,在思想戰線上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出版業實際成了思想戰線的武庫,以大量武器裝備了一切干部與學習人員。12本‘干部必讀’(總篇幅約占170萬字)的出版與大量發行,是這一年出版工作方面應該特別提起的。”

                        “干部必讀”給新中國成立前后黨的理論教育提供了較為權威的讀本。1983313日,胡耀邦曾論及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學習熱潮:“我們黨在建國前夕,曾經提出過重新學習的口號。……那一次重新學習,保證了我們黨由革命戰爭勝利地轉入掌握全國政權,保證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確立和鞏固。”20091112日,習近平也強調了歷史轉折時期學習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對學習重要性的深刻認識,黨中央總是號召全黨同志加強學習,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重要時期更加強調這一點,而每次這樣的學習熱潮都會推動我們的事業實現大進步大發展。”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他再次強調:“要增強學習本領,在全黨營造善于學習、勇于實踐的濃厚氛圍,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推動建設學習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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