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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認識五四時期的李大釗(上)
                        來源:《黨史博覽》2019年第5期  作者:左玉河  點擊次數:977
                        重新認識五四時期的李大釗(上)

                         

                        提起李大釗,人們自然會將他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聯系起來,稱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這些都是沒有異議的。但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袖,李大釗是怎樣加盟《新青年》的?他與陳獨秀、胡適的思想有何異同?這樣一位曾主張調和論的溫和的社會改良者,為什么會那樣快從思想啟蒙轉向政治救亡并接受馬克思主義?為什么會那樣快接受階級斗爭學說并投入激進的政治革命?為什么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仍然保留有民粹主義的思想成分?諸如此類的問題,既是考察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活動及其思想時無法回避的,也是如今人們想要弄清楚的。

                        ■他是怎樣加入《新青年》陣營的■

                        盡管李大釗后來與陳獨秀并提,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南陳北李”,關系非常緊密,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兩人并沒有太多交往。兩人之間是因章士釗的關系而相識并密切起來的。19145月,章士釗在日本東京創辦《甲寅》雜志,邀請陳獨秀襄助,而李大釗同時是《甲寅》的編者和作者。但此時的李大釗與陳獨秀并沒有實際上的思想交流,兩人有深刻的交流,是由陳獨秀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191411月,陳獨秀在《甲寅》上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批評國人只有傳統的“忠君愛國”的盲目的“愛國心”,沒有建立近代國家的“自覺心”,并得出“有國家不為喜,無國家不為憂”的結論。這篇當時就引起思想界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議的名篇,是針對當時思想界圍繞改良與革命、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激進與緩進爭論而獨具慧眼的精彩論述。陳獨秀對“國民智力不足以建國”的判斷,成為創辦《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并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契機。

                        但在李大釗看來,陳獨秀對現實政治所持的態度太消極了,會助長國人的悲觀厭世之風。于是,李大釗以《厭世心與自覺心》為題,對陳獨秀的文章加以辯駁,力圖矯正陳氏這種消極情緒,呼吁國人不要放棄愛國的信念。

                        然而,陳獨秀此時在上海忙著籌備創辦《青年雜志》,立志要從思想文化入手解決政治問題,故并沒有對李大釗的批評意見給予回應,而是以朋友的身份邀請李大釗為《青年雜志》撰稿。《青年雜志》初期由陳獨秀一人主編,除各期的重要稿件由他親自撰寫外,高一涵、李大釗、易白沙、吳虞、高語罕、楊昌濟等人是重要的作者。這些作者基本上是《甲寅》月刊的編者和作者。盡管李大釗偶爾替《青年雜志》撰稿,但并沒有加盟《新青年》陣營,因為他正在北京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日刊。

                        李大釗加盟《新青年》陣營,是陳獨秀北上就任北大文科學長及《新青年》遷到北京之后。陳獨秀將《新青年》遷到北京后,把贊同新文化運動的北大教授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人請進了編輯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一職,原來由章士釗兼任,但章氏因心系政治,并不愿意兼任圖書館主任,故向北大校長蔡元培和文科學長陳獨秀推薦與自己關系密切的李大釗專任。章氏的推薦,得到了蔡元培的贊同。1918年初,李大釗正式接替章士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李大釗進入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后,立即被陳獨秀邀請加入《新青年》編輯部。陳獨秀召集《新青年》編輯部會議,決定從第5卷第1號開始,由北大教授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這樣,李大釗通過章士釗的推薦從“甲寅派”的重要骨干轉變為《新青年》的主要領袖之一,《新青年》也由陳獨秀一人主辦的刊物,轉變為北大教授多人編撰的同人刊物,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

                        ■為什么說他是五四青年的思想導師■

                        1918年,經過改革的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發源地。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文化領袖的影響下,青年學生的思想十分活躍。李大釗和藹的態度、清新的思想、熱心助人的性格,使他逐漸成為五四青年學生愛戴的思想導師。

                        國民雜志社是北大學生鄧中夏、黃日葵、張國燾、許德珩、段錫朋等發起組織的學生社團,其宗旨是“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其出版的《國民》雜志,在留意文化問題的同時關注現實政治。李大釗答應了該社邀其予以指導的請求,先后為《國民》雜志撰寫了《大亞細亞主義和新亞細亞主義》《再論新亞細亞主義》等文,給予實際的支持。

                        新潮社是由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張崧年、譚平山等人發起組成的文化團體,其發行的《新潮》雜志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社會上各問題為宗旨。李大釗與庶務處主任李辛白受聘擔任該社顧問,協助他們負責雜志印刷、登廣告、發行等項事務。李大釗還將紅樓一層22號房間撥給新潮社使用,并在《新潮》上發表《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等文。

                        李大釗對北大這兩個重要的學生社團產生了較大影響。羅家倫發表的《今日之世界新潮》,把俄國革命、匈牙利革命、德國革命視為世界新潮的起點,指出這種社會的革命是“民主戰勝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戰勝軍閥的革命,是勞動者戰勝資本家的革命”,“革命以后,民主主義同社會主義必定相輔而行”。這些觀點和李大釗提出的看法如出一轍,顯然是受到李大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影響的結果。隨后,羅家倫翻譯介紹一戰后民主主義思想發展和俄國革命的文章,以及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熱心從事五四運動精神的宣傳,均與李大釗最初給予的影響相關。

                        國民雜志社的黃日葵、張國燾等人與李大釗的關系更為密切。張國燾回憶道:“我景仰李大釗先生,彼此交往,最初與馬克思主義無關。雖然他是我的指導者,我們的相處卻似朋友。在新文化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中,我們已是意氣相投,五四時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號召下,我們更一直并肩作戰。”

                        李大釗還與王光祈等人發起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19186月,王光祈聯絡曾琦、周太玄等人,以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志黨為榜樣,籌備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李大釗受邀參與商量學會規約,并同為該會發起人。19197月,少年中國學會北京總部正式成立。經李大釗與王光祈等人商議,學會宗旨定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李大釗擔任《少年中國》月刊編輯部主任,后被選入學會評議部。1924年以前,他一直是該會的骨干領導成員。北京大學進步學生黃日葵、許德珩、鄧中夏、康白情、張崧年、高尚德、劉仁靜等人先后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其中多由李大釗介紹入會。

                        ■他為什么嚴厲批判孔子及儒學■

                        李大釗加盟新文化陣營,在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上與陳獨秀是一致的。他先是對孔教定國教問題進行評議,隨后對孔子是否適應現代社會進行深入分析。李大釗就孔教入憲問題,先后發表《民彝與政治》《憲法與自由》《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對孔子和孔教與憲法的關系作了闡述,歷數尊孔與憲法性質相悖之處,反對定孔教為國教并寫入憲法。

                        在闡述孔教不能入憲法的原因時,李大釗明確指出:孔子與憲法兩不相涉。孔子是“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憲法是“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孔子之道入憲,憲法便成了“陳腐死人之憲法”“荒陵古墓中之憲法”“護持偶像權威之憲法”,憲法于是不成其為憲法,只是“孔子之墓志銘”而已。他還指出,孔子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憲法是“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孔子之道入憲,憲法便會孕育專制、束縛民彝,為野心家利用,成為專制復活的先聲。

                        李大釗將孔子與歷代君主塑造的孔子偶像區分開來,明確表示批判孔子之目的在于抨擊專制政治:“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

                        李大釗發表的《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闡述孔子、儒學與道德變遷的關系:“一代圣賢的經訓格言,斷斷不是萬世不變的法則。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綱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隨著生活的變動,社會的要求,而有所變革,且是必然的變革。”孔子之道適應了專制時代的社會生活,當社會物質生活發生激烈的變動之后,孔子之道必然發生動搖。他說:“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法、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為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為其全結晶體。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頹粉碎的命運,孔子主義也不能不跟著崩頹粉碎了。”

                        這種從經濟、社會、組織方面立論闡釋儒家學說能夠長期占據政治意識形態主流的觀點,是非常精辟的,堪稱運用唯物史觀批判孔子及儒學的典范之作。

                        ■他為什么呼吁青年知識分子“到農村去”■

                        五四運動后的李大釗,開始從文化啟蒙轉向傳播馬克思主義,并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他為什么會傾向于俄國式的社會主義并接受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其思想轉變主要是通過俄國民粹主義的橋梁而實現的。

                        李大釗對俄國民粹派發起的“到農村去”運動給予關注而加以效仿,力圖從俄國民粹主義運動中汲取精神力量,用以改造中國社會。他努力探尋俄國革命成功的原因,并試圖以此啟發中國青年。19192月,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中,把十月革命的勝利視為早期民粹派“到民間去”活動的結果。在他看來,俄國早期民粹派的活動與布爾什維主義取得十月革命勝利密切相關,民粹派“到民間去”的宣傳活動是十月革命的“醞釀”,是民粹派到民間發動民眾的必然結果,故中國也要效仿俄國民粹派,到廣大的農村去發動和組織農民。他說:“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利病。”

                        李大釗向城市知識青年呼吁:“青年啊!走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啊!”

                        他充滿激情地說:“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們啊!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里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早早回到鄉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簡單些,勞心也好,勞力也好,種菜也好,耕田也好,當小學教師也好,一日把八小時做些與人有益與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做開發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事業。”

                        這樣的結論,包含著用農民的精神、鄉村的倫理價值來塑造知識青年新的人格品性的思想,并成為五四以后“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思想的重要來源。

                        李大釗突出地歌頌農民、贊美農村、推崇知識分子從事農業體力勞動、號召到農村去,明顯地表現出對農民道德與農村生活的憧憬,顯然是用傳統社會形態中道德的價值理性來批判現代工業文明的功利主義,希望避開或跳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達到社會主義社會。這種思想傾向,顯然是受到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影響的結果。在他看來,“到民間去”的意義,就在于“做現代文明的引線”,以啟蒙的立場和姿態去開發民間,使平民知道要求解放,陳說苦痛,擯棄愚暗,自己為自己的生活打算,也就是要促使農民自覺。正因如此,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斷定:李大釗的《青年與農村》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發展史上對俄國早期民粹主義精神最準確的表達,堪稱其民粹主義思想的代表作,李大釗也因此被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最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革命者。

                        “到民間去”是19世紀俄國民粹派提出的口號和行為方式,晚清的中國并沒有出現過類似于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之類的運動。李大釗在五四時期如此反復倡導青年“到農村里去”,如此熱誠關注勞工問題,顯然是受了俄國民粹主義思潮影響的結果。這場“到民間去”運動,為李大釗及眾多的五四知識青年將眼光投向蘇維埃俄國,將思想轉向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歷史的契機。這種注重下層民眾的傾向,成為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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